他们创造的自我形象自然具有多方面意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象征性标本。
当我们庆贺现代文学走过百年岁月的时候，不能不正视青少年文学创作方面的一种缺憾：我们已有太多由成人编造的青少年读物，却少见孩子们自己写的他们自己的故事。成人所编自有其启迪或教化价值，但容易变得隔膜或虚假；而他们自己所写可能幼稚，却毕竟真切动人，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所以，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格局应当为青少年自我画像留下一块地盘。现在，北京少儿出版社出版由九位小作者撰写的《自画青春》丛书九部，无疑是适时之举，为上述亟待开垦的园地奉献出第一批喜人的新绿。
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生长在“新时期”，堪称二十世纪最后一代青年，因而他们创造的自我形象自然具有多方面意义，为同代青少年、家长、教师、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和美学家等认识并把握这一代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象征性标本。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丛书本身的文体特点及其对自我形象的呈现方式，这可能导引我们思索更多。从九部小说中不难见出两种文体类型：一类为正语型文体，即运用正统或经典叙述体去讲述成长故事，具体刻划主人公由幼稚与弱小到成熟与壮大的历程，透露出叙述人和作者明确的全知全能的“声音”。另一类则是杂语型文体，即突破正统或经典叙述而改以多种杂体或杂语去讲述非成长型或生存型故事，显示主人公与周围社会现实或社会语言相互对话共生的杂语状态，表明叙述人和作者力图在与社会杂语的对话中突显自身的主体性。而上述两类文体分别为我们创造出两种自我形象：正语型自我和杂语型自我。
在正语型文体中创造正语型自我，是九部小说中的大多数所擅长的，如《转校生》、《摇滚猫乐队》、《迷彩》等。这里写的主要都是关于青少年如何成长的故事，细致地描写主人公们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他们虽然曾经遭遇过新时期以来种种社会变化及其在家庭的波动，有过软弱、稚嫩和迷惘等，但都最终在高明帮手（老师、父母或朋友等）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成长起来。《转校生》写陆小北、方天雷和苏楠三个转校生在不同家庭环境下的心灵历程及成长过程，语言简炼，心理刻画逼真细致，人物形象鲜明，可能具有一定代表性。这里的自我形象是通过正语型文体显现的，遵循严格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模式，按明确的主题与题材、情节与结构等规则组织起来，从而表现出对现成社会规范及父辈权威的主动适应或服膺姿态。这样由正语型文体造就的自我即正语型自我，可以使我们发现本世纪末代青年在调整自身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所持有的服膺型选择方式，及相应的主体缺失症候。
相形之下，以杂语型文体创造杂语型自我的，就只有极少数了，即《灵魂出窍》和《闹心》两部。但这“极少数话语”可能尤其值得关注。这里刻划的重心不在成长，而在生存的杂语性。主人公所追求的不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人，而是如何与周围影响自己的种种社会语言“对话”，在这杂语对话中确认自己的现有与应有身份。《灵魂出窍》属典型的杂语型文体：它由二十五小节组成，以若干个自白型作文的形式叙述，辅以他人的随意性评点以及纸条等多种文类；结构自由而开放，突破了通常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模式；语言多样、丰富而奇异，新语、洋语和口语等四处夹杂。阿加西、《机器猫》、“前卫”、WALK?MAN等时髦语汇的重复出现显露出自我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语言的杂语性质，而多次出现的“烦”、“恶心”等词语令人想起存在主义体验，如此等等。正是在这种杂语型文体的缝隙，若隐若现地飘浮着一个或一群自我：他们的身体被束缚在老师注视下的课堂，而渴求自由的灵魂却总是被迫与多种异质性社会语言对话，从而处于紧张的冲突或分裂境遇，难以保持完整性或纯洁性。第八节《光辉岁月》写李小波以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参加纪念××运动歌咏比赛，颇有意思。他的热狂的摇滚立时赢得“风暴般的掌声”和“骂声”，体现了“充满生命力的节奏”，令“大家的灵魂好像升了起来，在礼堂上方成了一体”，把学生们带到一种对自由生命的高峰体验状态。他们如此想到：“世界上要是还有一种东西是自由的，那就是小波的歌声了！世界上要是还有一件东西是勇敢的，那就是小波的歌声了！”但正当他们如痴如醉地享受自由时，老师出于正统秩序考虑突然关掉伴奏音乐、强令他们停止，这反倒激发起他们灵魂的愤怒叫喊。“风雨中紧抱自由／一生只为彷徨的挣扎”，似乎正是这群末代青年的杂语型自我的绝好写照了。尽管生存在杂语语境中，他们的自由精神不灭。如果说成长型故事的主人公典型为罗曼·罗兰创造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么，这里的杂语型自我正是对此的叛逆性举动的产物。通过与种种社会杂语的对话，自我找到了捍卫自己的现实途径——自己去主动承担苦难、直面人生。
不妨作一简单比较。同样是摇滚乐演出，《摇滚猫乐队》写孩子们通过演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一改叛逆形象而实现与现成秩序的认同或沟通，完成了正语型自我的塑造；而《灵魂出窍》中他们表演《光辉岁月》却在老师干预下中止，不得不发出“愤怒的叫喊”，表明杂语型自我与社会语言发生冲突的必然性。
上述两类自我形象的出现是富有意义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末代青年的不同生存状态及其自我选择姿态，同时也为我们预想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提供了不同参照。但我个人更愿意关注杂语型文体及杂语型自我，因为这有可能为新世纪文学创造一种新的具有活力的生长点。
末代文学青年可能是世纪末的颓废一代，也可能是寄托希望的一代，还可能是在种种诱惑面前经历选择困窘而不言放弃的一代。我祝他们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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